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现状调查

发布时间：2018-06-01 10:39:10 作者：法制网 来源：法制网 浏览次数：

编者按

重症儿童、残障儿童、遗弃儿童、服刑人员子女等特殊未成年人，组成了民政意义上的“困境儿童”。困境儿童命运多舛，生活维艰。但是，社会并不曾遗忘、更不会抛弃困境儿童这一特殊群体，在民政、教育、司法等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困境儿童在医疗、教育、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条件和境况均得到大的改善。本报近期派出多路记者采访了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民政、监狱等单位，于今日起在五版推出“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现状调查”专版。记录困境儿童真实的生活状况，反映各地各部门在关爱和保护“困境儿童”方面作出的努力，同时呼吁全社会给予困境儿童更多关心关怀，因为“野百合”也有春天！

安徽推进“五位一体”关爱重症儿童保障模式

重症孤儿可先送医后报批先看病后付费

  法制网记者  范天娇

5月28日上午10 时，在安徽省蚌埠市儿童福利院早教室里，为6 岁男童洋洋开设的特殊的“音乐课”准时上课了。洋洋坐在铺满泡沫防滑垫的地上，俨然就是一名学生。

“洋洋，你听这是什么？”早教老师宋先叶坐在孩子的正前方，拿着一个手鼓，敲击了几下。洋洋循着声音爬了过去，在老师的引导下，握住小鼓锤，无序地敲击起来。

“咚咚咚”，教室里响起清脆的鼓声，不时还伴随着孩子“咯咯”的笑。

敲手鼓，就是这堂课的内容。对于6 岁孩子来说，这堂课的内容或许过于简单，但对于洋洋来说，这已经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了。因为，洋洋是一名先天性双目失明的低智儿。福利院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教他“看” 世界的方式。

“只有从小对他进行多感官训练，才能帮助他与外界互动交流。”蚌埠市儿童福利院采用的先医养、再教康的方式，是近年来安徽重点推行的“五位一体”重症儿童关爱保障模式的重心，很多像洋洋这样的孩子不仅病情得到好转，更慢慢树立了生活的信心。

医养结合治身心

“ 满山鲜花开满坡，你东藏来我西躲……”当天上午8 时30 分，记者来到蚌埠市儿童福利院，一进门就听见从楼上传来的音乐声。走上楼一看，二楼儿童部大厅里，20 来个孩子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着早操。

虽然老师教的动作都很简单，但大多数孩子肢体并不协调，动作也很迟缓，异于正常孩子。

“院里收养的儿童，90％ 以上都是重症、残障儿童。”蚌埠市儿童福利院院长王晖解释说，孩子多患脑瘫、唐氏综合症等疾病，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有些孩子经治疗有行动能力，还有很多孩子不能自理。

“我们院实行医养结合，孩子吃得好，穿得暖，有病能医。”王晖说。

记者见到诊所儿科副主任罗九强时，他正在给发烧、腹泻的牛牛进行输液治疗。因为针头插在脚部静脉上，一名女护士一直握着孩子的脚，防止孩子癫痫发作伤到自己。

“诊所每天都有医生24 小时值班，出现紧急情况，两分钟内就能赶到进行救治。”罗九强说。

在福利院工作人员的精心看护下，院里孩子的营养指标均达标，无一例责任事故发生，无一例非正常死亡。

教康一体促成长

蚌埠市儿童福利院是民政部首批认定的省级脑瘫康复训练示范基地，有近1200 平方米的专业康训场所，内设运动治疗、言语治疗等14 个训练功能室，配置多种专业设备。

治疗室内，8 岁的脑瘫儿童豪豪正在接受康复师张楠楠的手指精细功能训练。虽然豪豪动作迟缓，但已经能从辅助训练器中，握起小珠子，放进指定盒子里。

“去年豪豪还没有运动能力，但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他现在已经能独立用勺子吃饭，独立穿脱衣服和鞋子了。”张楠楠说。

“我们要求全院联动、全员参与、全时段干预，给每个孩子制定康复训练计划。”王晖说，虽然孩子训练成效慢，但有一点点进步，对孩子来说都是未来的希望，“去年院内外有33 名脑瘫儿童接受康复训练，康复有效率在95％ 以上”。

为帮助重症儿童树立生活信心，将来能够融入社会，蚌埠市儿童福利院还建立了早期教育、启智教育、学校教育和技能教育为一体的特教模式。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儿童，转入学校教育；达不到入学条件的，转入福利院开设的绘画班、十字绣、手工制作班学一技之长。可喜的是，福利院的孩子已有7 人考上大学、16 人考取中专。

推广标准化建设

蚌埠市福利院对重症儿童的保障模式，是安徽打造“养治教康置”一体化保障模式理念和要求的体现。

安徽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处长张臻说，自2012 年以来，省级民生工程累计投入资金5 亿元，新改扩建儿童福利机构84 所，县级救助管理机构（未成年人保护中心）56 个。尤其是针对患病儿童，要求福利机构以蚌埠市儿童福利院为样板，进行“养治教康置” 标准化建设，集基本生活保障、医疗、教育、康复训练、安置等功能于一体。

目前，安徽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困境儿童，每人每月基本生活费不低于1300 元，散居的困境儿童不低于900 元，开展“明天计划” 救治工作，免费为孤儿进行体检，提供医疗救治和康复训练，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开展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专项救助。

“集中供养孤儿和散居孤儿患病由财政兜底，可以申请‘明天计划’救治，紧急情况的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允许先送医后报批。定点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可以先看病后支付。事实无人抚养等困境儿童，按照安徽省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尽最大努力保障儿童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安徽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副调研员韩成武说。

四大困境待破解

近年来，安徽通过运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等政策措施，重症儿童等特殊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取得成效。不过重症儿童关爱保护仍面临基层重视不足、专业人才不足、经费投入不足、社会支持不足四大困难。

乡村两级的农村儿童保护专干大多是兼职人员，难以及时摸排发现困境儿童，亟需加强农村儿童保护队伍建设，提高发现重症等困境儿童能力。孤弃重症儿童多受病痛折磨，从养育为主逐渐转为康复、教育为主，还需要有完善的福利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和充足的专业技术人员，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待遇，要引得进来人，且留得住人。

对于重症儿童的就学及以后的就业问题，福利机构人士认为，因为重症儿童在智力和肢体上存在缺陷，有的学校和企业不愿接收，教育、人社部门应加强联动配合，加强政策指导，给予优先保障。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不再是“无根的花”

制图/高岳

法制网记者  黄辉  通讯员  刘涛  颜冰

“你曾问我，有没有家？伤心的眼泪哗啦啦地下。我是山野的风啊，我是无根的花，冬天的小苗风吹雨打……”社会上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 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与同龄人相比，他们年幼却遭遇不幸。因为没有父母的陪伴，因为经济状况的拮据，因为背负沉重的标签，因为周围异样的眼光，他们一度受到冷落，并承受着太多与年龄不相符的压力。

但在江西省监狱系统，这个群体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监狱民警采取各种帮扶举措，牵手困境儿童，用爱点燃希望，为这些孩子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今年“六一”前夕，《法制日报》记者走进江西省多所监狱，近距离感受监狱民警用真情关爱服刑人员子女的点滴故事。

一次特殊的会见

今年7 岁的女孩佳佳，住在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芙蓉镇长山村。

平时放学后，佳佳经常抱着爸爸妈妈的婚纱照看个不停。在她的记忆中，已经很久没见过爸爸了。

2015 年，佳佳的父母因感情不和离婚，佳佳就跟着爸爸和奶奶生活。次年，佳佳的爸爸尹平因盗窃罪入狱。

而在南昌监狱服刑的尹平因记错母亲的电话号码，从此与家人失去联系。尹平记得，入狱前，女儿因小肠疝气刚刚做完手术，如今身在高墙内的他，只能默默牵挂。

在改造过程中，因担心女儿的身体和家里的情况，尹平总是心不在焉，于是试着给“一警一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

南昌监狱监狱长汪擘说，“一警一箱”是该监狱为服刑人员排忧解难的一项创新之举。对于服刑人员向“一警一箱”反映的各类困难，监狱坚持做到分监区每周研究一次，监区每半月研究一次，监狱每月研究一次，力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解答，层层有人抓。

获悉尹平的家庭状况和实际困难后，南昌监狱决定开展帮扶行动。

据了解，自从小肠疝气的手术做完后，佳佳时常会感到肚子疼，晚上睡觉也经常起来上厕所。

监狱民警于是联系九江市中医院，带佳佳前往检查治疗。目前，佳佳的身体状况恢复良好。此外，监狱经积极与当地政府部门联系，决定对佳佳给予临时救助，并为其争取到了最低生活保障。

近日，为帮助尹平积极改造，南昌监狱还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亲情会见。当看到多年未见的母亲和女儿时，尹平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还有9 年才能刑满释放，为了女儿，我一定会努力改造争取减刑。”尹平紧紧抱着女儿，舍不得松手。

一张特殊的照片

在吉安监狱出入监教育中心，有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中，一位母亲带着一双儿女和年迈的父母，向吉安监狱送上一封感谢信。

这是一张并不完整的“全家福”，里面唯独缺少了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父母的儿子—— — 肖明。

肖明是吉安人，2009 年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 年，投入广东省番禺监狱服刑改造。

“我的家庭很贫穷，父母一辈子务农，现在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妻子没有工作，在家带两个小孩；最绝望的是我的两个小孩都患有先天性的笨丙酮尿症，每年治疗最少要六万块钱，如果停止治疗，就会抽搐、亢奋，生长发育迟缓，甚至变成‘弱智’！一家人就全指望我了！我开始在广东开黑面包车，这样来钱快！然后发展到偷车，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肖明在悔罪书中这样写道。

2012 年，吉安监狱获悉肖明的家庭情况后，主动向上级汇报，并在省监狱管理局统一调度和安排下，将肖明从广东番禺调到吉安服刑，方便家人就近探视。

刚调入吉安监狱的肖明，想到家中独立支撑的妻子、身患重病的儿女以及年迈的父母，整日魂不守舍，不能安心改造。

吉安监狱监狱长刘之桂告诉记者，为稳定肖明的情绪，吉安监狱在加强日常教育的基础上，安排专业心理咨询师对他进行一对一的心理辅导，并安排他参加各种社会帮教及心理拓展训练活动，引导其树立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同时，将肖明列入“老、病、残、困”犯帮扶对象，持续6 年不间断对其家庭进行走访和慰问，并联系地方政府为其申请了低保，以缓解燃眉之急。

如今，肖明的两个孩子病情稳定。肖明也因表现积极多次获得监狱表扬、劳动能手和改造积极分子奖励。截至今年5 月，肖明已获得减刑 3 次，累计减刑3 年3 个月。

一座特殊的桥梁

如今的邹新、邹明兄弟已长成大小伙了。

6 年前，《法制日报》记者曾和江西省豫章监狱民警一道，将邹氏兄弟送到位于九江市都昌县的太阳村鄱阳湖儿童救助中心。

两兄弟的父亲邹克平在豫章监狱服刑。 2006 年，因儿子邹新遭车祸致使左脚残疾，邹某怪罪于妻弟，并指使他人采取爆炸方式进行报复，造成一死一重伤。案发后，邹克平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7 年进监狱服刑改造。

改造期间，邹克平的妻子提出离婚，并抛下 3 个幼小的孩子。

豫章监狱监狱长高北平告诉记者，在个别教育谈话中，监狱民警得知邹克平的3 个小孩与贫困的奶奶相依为命，并因交不起学杂费辍学在家。为此，豫章监狱主动联系太阳村，将邹新、邹明兄弟俩送了进去，由太阳村免费供养，并接受文化教育、心理辅导及职业技能培训。其姐姐则留在家中照顾年老多病的奶奶。

2014 年5 月，记者再次前往太阳村见到邹氏兄弟时，发现他们的个头已长高很多，特别是哥哥邹新，言行举止落落大方，与初来时的拘谨自卑形成强烈反差。“邹新的学习成绩很好，一直名列全班前三名。”邹新的班主任说。

记者了解到，哥哥邹新因成绩优异，如愿考取了九江市一所重点高中；弟弟邹明也不甘落后，就读于都昌县第一中学。

“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专门救助机构和救助办法。”高北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机构通过建设太阳村等形式对服刑人员子女开展救助，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太阳村目前有服刑人员子女70 余名，约占整个人数的四分之一。”太阳村儿童救助中心理事长周裔开告诉记者，每年暑假，太阳村的工作人员都要组织服刑人员子女亲情探监，足迹涉及豫章监狱、南昌监狱、景德镇监狱和饶州监狱等。

九江市人大代表詹素云介绍说，根据司法部调研数据，在“最希望谁来探视自己”的多项选择中，近50％ 的服刑人员将孩子排在了第一位；在“服刑期间最担心的事情”的多项选择中，有66 ． 4％ 的服刑人员首选“担心孩子遭受歧视，无人照管”。

“太阳村收养这些特殊的孩子，可以帮助服刑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詹素云建议，将太阳村儿童救助中心设为两院（法院、检察院）司法教育基地，在每年一次的太阳村探监活动中，主动参与介入，提供资金和法律援助，为帮扶更多的服刑人员子女架设桥梁。

（文中服刑人员及其子女均为化名）

残疾儿童康复治疗亟须长效帮扶机制保障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者  何正鑫  法制网记者  刘志月

初见彤彤，她蓬乱的头发下是一张黑黑瘦瘦的脸，衣服上满是口水渍，大大的眼睛里写满了不安。

李娜忘不了她。她记得第一次牵起彤彤小手时那种黏黏的感觉，记得她阳光灿烂的笑容，记得刚教会她“a ”“wu ”“阿姨”等发音时的欣喜。

不久前，迫于生活压力，彤彤的家人把她接回了家。

“这意味着放弃。”李娜心里清楚。

作为一名脑瘫患儿，彤彤没有选择。作为一名儿童康复机构老师，李娜同样无奈。

无奈

2011 年9 月，彤彤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一个农村家庭。

随着年龄增长，彤彤开始表现出异样。临近 3 岁，她仍旧不会爬，不能独站，不能独走，语言发育也很落后。

2014 年6 月，家人把她送入黄冈市一家医院接受康复治疗。病历显示，康复治疗期间，彤彤开始学会慢慢走路，语言、认知、理解力等有所提高。

彤彤母亲有智力低下病史，父亲也患有残疾。一家老小靠着年迈的爷爷外出做工养活。半年后，彤彤中断了康复治疗。

2017 年下半年，红安县残疾人联合会引入儿童康复机构，在当地成立红安县童心圆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在残联部门和康复机构的帮助下，彤彤得以接受免费康复治疗。李娜成为彤彤的康复训练老师。

“彤彤现在会说‘爷爷’‘奶奶’‘我要’‘抱’ ‘帮’等词汇了，临近期末，她的表现越来越好。”

“经过5 个多月的康复训练，彤彤坐滑板时不再像以前那样僵着，还会自己爬滑板，学会了走园梯。”

……

李娜在彤彤的期末总结里记录了她的点滴变化。

2018 年，7 岁的彤彤不再符合残联部门扶助标准，如果想要继续接受康复治疗，就得每月交纳4000 元费用。

“老师们提出每人拿出500 元工资资助彤彤，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李娜说，迫于无奈，彤彤的康复再次中断。

相比彤彤，仍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小凯似乎比较“幸运”。

一岁多时，小凯经确诊为自闭症。为了帮助孩子康复，小凯妈妈这几年全职在家，一家人生活捉襟见肘。

小凯妈妈给《法制日报》记者算了一笔账：她曾带着孩子到外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一天康复费用两百多元，再加上住宿和生活开销，一个月少则几千元。

“原想着把孩子带到3 岁就重新开始上班，现在这个状况，只能一直陪着他了。”小凯妈妈说。

3 岁多的小凯如今已上幼儿园，半天在幼儿园学习，半天到康复中心上课。随着小凯一天天长大，小凯妈妈又有新的担心：如果孩子被边缘化该怎么办？

“不管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你都得接受你的孩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的事实。”说这话时，小凯妈妈语气里充满无奈。

问题

拿到确诊通知单，陈蓓犹如晴天霹雳。

作为“新手”妈妈，她前一秒还沉浸在儿子霖霖出生的喜悦中，后一秒却不得不面对他患有唐氏综合症（唐氏综合征又名先天愚型，患儿有明显的智能落后、特殊面容、生长发育障碍和多发畸形—— — 记者注）的现实。

那段时间，陈蓓翻遍网上有关唐氏综合症的资料，加入各种各样的QQ 群、微信群，一点点啃下专业术语，试图找到帮助霖霖康复的办法。

“谁都说自己是最权威的，但究竟哪种方式对自家孩子有用、什么样的康复机构合适，谁都不知道。”陈蓓说，综合考虑经济等因素，她和家人决定自行对霖霖进行康复训练。

由于缺乏专业指导，家人之间也会有摩擦：霖霖坐不起来，陈蓓隔几分钟便让他面朝枕头趴一会儿，试图以此刺激孩子的反应能力。霖霖奶奶却觉得，不该再让孩子受罪。

6 年来，拥有大学学历的陈蓓放弃工作，全职在家陪着孩子。

“儿童康复机构很杂，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如果能够有更多专业指导，家长们或许能少走很多弯路。”陈蓓说。

从事特殊儿童康复教育10 余年，语言康复师、行为治疗师田力男也有自己的困惑：留不住人。

田力男直言，康复机构普遍存在人才流失现象，老师们到专业康复机构工作一段时间便离职，自行成立康复点对外招生。

“孩子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必须进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而老师们大多专攻某一个方面，家长权衡费用问题把孩子送入老师个人设立的康复点，治疗效果却难以得到保证。”田力男说。此外，家长们的观念问题，也是田力男关注的重点。

“有的家长花高价让孩子接受康复治疗，治疗期间自己却在玩手机，他们不是不爱孩子，而是观念不对，认为康复训练只是老师的事。”田力男觉得，只有让家长真正参与到孩子的康复训练过程中，才能帮助他们更好的恢复。

期待

近年来，为帮助残疾儿童及家庭摆脱困境，有关部门政策扶持力逐年加大。

2009 年，湖北残疾人联合会启动《0－6 岁贫困残疾儿童抢救康复救助工程》，明确对为符合救助条件的0 至6 岁听障、脑瘫、孤独症、智障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截至目前，湖北为每名受助儿童补贴的康复训练费用已由最初的1 万元增长到15800 元。

红安县残联康复部主任刘长安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在省、市扶助政策基础上，红安县还将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家庭纳入低保政策对象及精准扶贫帮扶对象，享受该县全部健康扶贫医疗救助政策。

“尽管政策扶助力度逐年加大，残疾儿童保障仍面临诸多困境。”刘长安直言，残疾儿童康复训练周期长，家庭需承担高额费用，因病致贫现象较普遍。此外，地方专业康复机构有限，部分康复内容空白也是现实难题。

在田力男看来，残疾儿童保障应当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她建议，出台更多福利政策保障孩子们的发展，将贫困残疾儿童抢救康复救助工程的范围延长到7 至14 岁，进一步加大政策补贴力度。同时，加强儿童康复机构规范管理。

“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很多时候，家长们选择放弃，是因为面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李娜认为。

李娜觉得，残疾儿童康复是一个数年甚至是终生的过程，相比衣物、食品等，孩子们更需要专业的康复治疗，只有社会人士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发力，真正建立起长效帮扶机制，才能更好保障他们的生活。

（文中残疾儿童及父母均为化名）

困境儿童关爱保护取得长足进步 专家认为

困境儿童保护还需更专业服务

法制网记者  杜晓  实习生  张国庆

一些未成年人因父母出走、重度残疾、服刑等原因成为困境儿童。近年来，在民政、教育、司法等部门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困境儿童的温饱、教育保障力度逐步加大，但他们仍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心关怀。

我国目前在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上取得了哪些进展？怎样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各个层面出发，给予困境儿童更多的关爱与帮助？对此，记者采访了业内有关专家。

保护工作取得诸多成就

近年来，我国在困境儿童保护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告诉记者，自2016 年6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及相关政策以来，我国在困境儿童保护工作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在不同方面有显著体现。

“首先是建立了基本的困境儿童动态信息档案。”佟丽华认为，国务院关于困境儿童的政策明确规定，乡村两级要建立困境儿童的动态信息档案，每个困境儿童都要有专门的信息档案。这样一来，乡、村建立起档案后，在县、市、省甚至国家层面都可以了解到困境儿童的数量和每一个困境儿童的基本情况。

其次是基本建立起了困境儿童关爱和保护机制。

“一方面是跨部门的平行合作机制，这个机制现在主要由政府负责，民政部门具体牵头，包括公安、教育等相关部门都要参加。另一方面是包括县、乡镇、村的三级立体机制。国务院相关政策明确提出在村级要建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者叫儿童权利监察员。简单地说，在村级主要是依托村干部，不论是专职还是兼职，都意味着有相关人员在做困境儿童的工作。”佟丽华说。

再次是为困境儿童提供基础服务。

“国务院相关政策明确提出了对困境儿童在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佟丽华说。

加强社会公益组织监管

目前，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正在不断发展，社会各界对此日益关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程福财认为，社会公益组织协助政府解决困境儿童问题，是十分积极有利的。政府要加大对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的鼓励和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经费购买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不应该是雇佣关系，而是共同促进问题解决的相互协作的伙伴关系。同时，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要加以规范。国家应健全和细化相关法律法规，落实相关政策，加大对这类社会组织的监管力度。”程福财说。

佟丽华认为，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角度看，政府应该加大支持力度。“有时候，由政府来开展服务工作不一定合适，所以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专业的社会组织开展这种具体的工作”。

从社会组织自身来看，还需要不断加强自身规范化建设。

“比如我所在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研究中心，今年会发布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指南。我们对从事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从三个方向提出了具体的呼吁。希望从事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都能遵循这些基本的要求。”佟丽华说。

佟丽华所提到的三点基本要求包括：第一，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对社会组织自身的要求。社会组织要有透明廉洁的财务纪律，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第二，要遵守关于儿童保护的一些特殊要求。儿童保护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必须了解儿童保护领域的基本要求，学习和贯彻国家关于儿童保护的最新立法和政策。

“很多做儿童保护的国际类组织都有关于儿童保护自身的一些特殊规矩。我认为，在中国，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最基本的要求是应该遵守有关儿童保护的所有底线和法律以及相关政策的要求。比如，不能在社会组织内部对儿童施加暴力、泄露未成年人的隐私等，这是必须遵守的底线。”佟丽华说。

社会组织应遵循的第三点基本要求是，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不仅要遵守底线，还应该有更高的行业内部标准。这些内容也是为了更好地引导和呼吁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建立基本的行业内部规范。

佟丽华认为，从国家角度来说，关于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儿童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还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儿童保护类社会组织应该率先垂范，既要遵守有关社会组织和儿童保护的法律法规和特殊要求，也要坚守职业道德，对自身提出更高要求。

鼓励公众发现困境儿童

目前困境儿童保护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存在进一步改进之处。

佟丽华认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是，进一步强化困境儿童关怀保护机制。

“比如，原来这方面工作存在单纯依靠民政部门牵头的问题。据我了解的情况，在一些地方，有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甚至可能认为单纯是民政部门的事情。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项工作需要政府财政部门、教育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等各部门的共同参与。”佟丽华说。

在专业服务方面，佟丽华认为， “从困境儿童保护的角度来说，目前最缺的是谁来提供专业服务。从职能设计的角度，比如县里的民政部门、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事基础管理工作，而对困境儿童法律、心理，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还缺乏专业的力量”。

佟丽华建议，在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关注儿童尤其是困境儿童的专业社会组织，至少应该有10 名有法律、心理社工背景的工作人员，然后可以按一定规模逐步发展志愿者。有了专业的社会组织、专业的服务力量，就能更有效地推进和加强这项服务工作。

程福财认为，在儿童保护工作方面，对被遗弃的儿童、流浪儿童，我国有儿童福利院和儿童收养体系，但是在困境儿童工作方面，法律规定得比较抽象。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很早就有相关规定，但是没有从政策和服务的层面来落实。比如，对于父母存在服刑、重病、重残、虐待等情况的儿童，缺乏制度化的办法去应对。尽管近年来这些情况有所改善，但仍需把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从不同层面凸显家长的主体责任。

“政府要督促家长尽到监护责任，对于有困难的家庭给予经济上的补助，对于无法尽到监护责任的家庭，要通过社会组织对困境儿童予以关注，或者打造发展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国家在这方面财政和人员的投入有待进一步加强。”程福财说。

就困境儿童的教育而言，程福财认为，除了政府对困境儿童给予一定经济补助外，学校应加强对困境儿童心理层面的关注和保护。“他们可能在家庭中得不到应有的监护，因为家庭困境，他们内心可能会相对比较敏感、自闭，这就需要学校和老师给予更多关注和关怀”。

在社会公众层面，还需要更多人参与到困境儿童关怀保护的社会公益活动中来。

程福财建议，在呼吁更多公众参与对困境儿童的关爱与帮助中来的同时，可以建立有关困境儿童的报告制度，即公众发现身边有需要帮助的困境儿童时，可以及时通过报告的形式向有关部门反映，切实关注和保护困境儿童的生活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