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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错杀催生“五复奏”

发布时间：2024-04-29 09:38:56 作者：法治日报 来源：法治日报 浏览次数：

唐朝不仅恢复了隋文帝时期的死刑复核制度，还特别区分出“三复奏”及“五复奏”两种形式，前者适用于地方死刑案件，后者适用于京师的死刑案件。为什么要增加两次“复奏”呢？这源于贞观年间的一桩命案。

据《旧唐书·刑法志》记载，贞观五年（631年），河内人李好德，疯疯癫癫，口出狂言，言语之间对朝廷和皇帝有不敬之词。在古代皇权社会，这是极其严重的罪行，按照唐朝法律，凡是口出妖妄之言并且涉及国家、君主的，应当处以绞刑。李好德的案子层层上报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下令大理寺严加审判，具体负责处理此案的是大理寺丞张蕴古。

唐律规定，对于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身体有笃疾的人，应当由大臣上请皇帝予以减免处罚。张蕴古经过审查认为“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意思是李好德的精神有问题，属于可以减免处罚的人。唐太宗听完张蕴古的案情汇报，“许将宽宥”，决定不再追究。

此事本已平息，但张蕴古干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据《贞观政要》记载，张蕴古竟然跑到监狱里，将唐太宗的决定提前告诉了李好德，还公然在狱中陪李好德下棋解闷。而这一幕恰好被当时的御史台持书侍御史权万纪看到了。御史台持书侍御史是专门负责监察朝廷百官的御史台副长官。权万纪心想，好你个张蕴古，你不是说李好德精神有问题吗？精神有问题还能跟你下棋？于是他立马跑到唐太宗面前弹劾了张蕴古，他认为李好德被从宽处理是张蕴古故意包庇的结果，因为李好德的哥哥在相州担任刺史，而张蕴古的籍贯正是相州。权万纪认定张蕴古是在变相贿赂李好德的哥哥，他们是官官相护，徇私枉法！唐太宗一听非常生气，这还了得，这个张蕴古就是在戏耍圣上，盛怒之下当即喝令左右，将张蕴古拉到长安街市上斩首示众。

杀了张蕴古后，唐太宗立马就后悔了，张蕴古身为法官，虽然泄露朝廷机密肯定有罪，但罪不至死，根据唐律最多判处一年半徒刑。唐太宗不停责怪自己，张蕴古是知法犯法，难道自己就是按律治罪吗？也是知法犯法啊！其实，唐太宗是很喜欢张蕴古的，据《旧唐书·文苑传上》记载，张蕴古小时候就非常聪明灵慧，博览群书，文章也写得很棒。他记忆力超群，看过的碑文能过目不忘，棋局被打乱后能一子不差地复盘，“背碑覆局”这个典故即由此而来。太宗初即位时，张蕴古上书《大宝箴》讽喻朝政，奏疏语言优美，说理透彻，太宗非常欣赏，立马赏赐给他两匹绸缎以示鼓励，并将他提拔为大理丞。这么有才华的一个人，却因为自己一时冲动给杀了。唐太宗又想起当年杀卢祖尚，更加后悔了。

那是在贞观二年（628年）十月，唐太宗要调时任瀛洲（今河北河间附近）刺史的卢祖尚到交州（今广东广西南部和越南北部一带）当都督。卢祖尚本来在朝堂上答应得好好的，但回家后考虑再三又反悔不想去，因为那时的交州还是烟瘴之地，气候和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卢祖尚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住。唐太宗派宰相杜如晦传旨去做他的工作：普通百姓都讲诚信，何况你卢祖尚身为朝廷高级官员，不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吧。你先去安心工作，三年后就把你调回来。

但任凭杜如晦磨破了嘴皮子，卢祖尚就是不答应，他认为交州瘴疠流行，必须经常喝酒抵御，而自己偏偏喝不了酒，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过了几天，唐太宗又亲自召见卢祖尚，苦口婆心劝他赴交州任职，但卢祖尚任凭皇上怎么劝说，就是不答应。“上大怒”，放出狠话：“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当场将卢祖尚“斩于朝堂”。

张蕴古和卢祖尚枉死，都是因为刀子太快，不给龙颜大怒的唐太宗留一点思考和反悔的时间。事后，唐太宗指责了宰相房玄龄等人不尽责，未能及时劝诫。唐太宗由此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为了避免再犯错，遂下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尽管这样，唐太宗觉得“三复奏”还可能会杀错人，为了最大限度减少错误的发生，他又进一步决定在京师地区实行“五复奏”，并且对每次复奏的间隔时间进行了明确：“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只有犯下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长辈恶逆之罪的人犯，才可复奏一次即行刑。处决人犯当天，皇帝不吃肉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舞蹈，以示帝王悲天悯人之心。

为保证执法官员切实执行死刑复奏制度，《唐律疏议·断狱律》还规定：如果不等皇帝的最终核准就处决人犯，执法官员就会被判流放两千里。即使皇帝批准了死刑判决，也要等到诏书到达三天后才能执行。如敢提前行刑，则判处徒刑一年。同时强调复奏速度不能过快，要有足够的时间让长官作出正确决定。

唐朝死刑复奏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使得皇帝有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是否必须判处死刑，从程序上保证了死刑只适用于那些依法非杀不可，并且没有可矜情节的犯罪，且在此期间案情如有变化还可以及时纠正，留出了“刀下留人”的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一制度能有效地杜绝冤案，减少死刑，并且最大限度地保证罪犯在诉讼程序上受到公正对待。

（文章节选自官蕊主编的《法治中国的文化根脉》，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