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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敬明乃罚

发布时间：2024-09-09 09:14:52 作者：法治日报 来源：法治日报 浏览次数：

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

王曰：“呜呼！封，有叙时，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毕弃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无或劓刵人。”

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

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尚书·康诰》

解析：最早区分故意与过失犯罪，最早记载累犯从重制度

同世界刑法发展史的一般情况相比较，中国古代对犯罪主观状态的思考和研究要相对完备和成熟，规定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区分也渊源甚古。在《尚书·康诰》“周公敬明乃罚”的记载中，已经体现了对犯罪主观状态的考量。

“周公敬明乃罚”的故事，体现了西周时期对犯罪主观恶性与刑罚轻重之间关系的考量：故意犯罪，即使所犯小罪，短时间内多次再犯的，也应当从重处罚；过失犯罪，即使所犯大罪，也可从轻发落。其中包含了故意犯罪、过失犯罪的量刑区分，也体现了对故意累犯从重处罚的量刑尺度，是中华文明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

故意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持期待和放任的态度，有较强的主观恶性；而过失犯罪，行为人并不愿意看到犯罪结果的发生，主观恶性较低，因此二者在定罪量刑方面必然存在区分和差异。这符合社会公众的朴素认知，现代如是，古代亦如是。《尚书·舜典》记载“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早在奴隶制前的尧舜时代就有“故意特重其刑罚，过失酌减其处分”的原则。尧舜时代的史事是一种传说，而目前学界公认的是，至少在西周时期已正式出现了对犯罪主观状态的考量。最具代表性的，即《尚书·康诰》关于“周公敬明乃罚”的记载。此外，《尚书·大禹谟》中“宥过无大，刑故无小”也表明了“过失从轻”的思想；《周礼》有关过失犯罪的记载亦有多处。可见过失犯罪可以得到宽恕已成为量刑的原则之一。

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统治阶级的治世经验有所进步，犯罪主观心态的思想亦得到进一步展开，并贯彻落实到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尤其西汉以后，儒家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思想领域里一直占据优势，对于法律、刑罚的制定和实施发挥着重要影响。在追究刑事责任方面，儒家置重动机，把主观动机放在较结果更为重要的地位，对疑案难案所实行的“春秋断狱”即一例，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封建司法中的罪刑擅断，但同时也为后来关于过失犯罪的系统性规定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虞舜前期的“不施刑罚”，到《尚书》中“怙终贼刑”，从中华法系成熟时期的《唐律疏议》，到近代《大清新刑律》，累犯制度在中国刑法史上留下诸多珍贵记录。

虞舜中期后，重复犯罪现象增多，累犯处罚原则逐渐形成。《尚书·舜典》记载“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孔传》曰：“眚，过；灾，害；肆，缓；贼，杀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尚书·康诰》记载：“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这里的眚是过失，眚灾是由过失造成的灾祸，“眚”“过”“眚灾”指的都是过失犯罪。“怙终”“故”“非眚”则指故意犯罪。从《舜典》和《康诰》可以发现，施用刑罚不能只看客观罪行，还要看主观方面，重罚故意犯罪且不思悔改者，适当处罚过失犯罪且愿意悔改者。《康诰》中周公的观点还有点慎罚的现代意味。“怙终贼刑”是我国古代关于累犯制度的最早记载，既与如今犯罪学上的累犯意义相似，又可见到如今刑法学意义上累犯处罚原则的影子。自此，累犯制度在我国历朝律法中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对重复故意犯罪的加重处罚原则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中承袭下来。《周礼》《汉书》《唐律》《宋刑统》中均有记载，沿革及发展。

时至近代，《大清新刑律》首次在刑法中使用“累犯”一词。《大清新刑律》采取普通累犯制和执行开始主义，把构成累犯的时间条件规定为前后罪之间间隔五年，比较合理地限定了累犯的范围。同时明确区分了累犯与并罚数罪，并清晰地规定了对累犯和三犯的处罚。其在第4章第19条规定：“已受徒刑之执行，更犯徒刑之上之罪者，为再犯，加本刑一等，但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执行一部分而后免除后，逾五年而再犯者，不在加重之限。”第20条规定：“三犯以上者，加本刑二等，仍依前条之例。”

法律总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它不是立法者随意的创制，而是社会现实和社会需要在法律上的反映。累犯制度设立的现实基础即重新犯罪现象的存在，而通过施以重刑，对重复犯罪行为产生威慑，则契合了社会的法治信仰和公正需求，这正是这一制度源远流长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底蕴。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